回顧糧食統購統銷的歲月
發表時間:2019-07-08 16:32   來源: 三都文化   作者:李明琦  點擊:

對糧食工作實行統購統銷政策,是新中國建立之初,學習蘇聯經驗推行計劃經濟的一部分。我當時雖然年齡尚小不諳世事,但后來我參加了糧食工作直至退休,也算是一位糧食統購統銷的親歷者之一。因為這項政策對每位親歷者都有刻骨銘心的感受,所以我接受一位師長的建議,決定把我的一些回憶記錄下來。

 

強制推行全民糧食統購統銷政策

 

我們這一輩人是高唱著《東方紅》和《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》等歌曲迎來1948年禹縣的徹底解放的。

接著是土地改革、反匪反霸、鎮壓反革命、三反五反、互助合作,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,使當時的人們既高興又提心吊膽:高興的是解放后耕者有其田,社會安定,人民政府領導人民增加生產迅速恢復了經濟,提心吊膽的是運動這么多,不知道哪個運動會把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。

那時的干部們“左”得出奇,搞運動積極狂熱,個個像好斗的公雞一樣,日子一好就不停地瞎折騰,還不讓人說話,使人心里產生一種難以言狀的壓抑甚至是恐懼的心情。

 

1953年11月的一天,我放學回到家里,見一位在我家附近村莊當村黨支部書記的親戚正和我父親說話。他說,你不知道吧,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一道命令,要把農民生產的糧食除了口糧、種子、飼料外全部賣給國家。你可注意,誰敢反對可能會捆人哩!

我那時常嫌父母落后,不過那話是我很敬重的親戚講的,我也沒有說啥。后來才知道那位親戚是到區上參加落實統購統銷會議抽空到我家的,因我家就在區公所所在地的鎮子上。

禹縣縣委、縣政府是當年9月13日召開的落實統購統銷政策會議,提出要貫徹“全黨抓糧食”的工作方針。當年11月召開的中共禹縣第四次黨代會,決定把統購統銷作為全縣的中心工作。

具體安排是

1派出大批干部到全縣區、鄉、村、組和廠礦企業、學校等宣傳統購統銷政策;

2把糧、棉、油的經營權收歸國有,不允許私人經營;

3加強領導,完善糧油行政管理和經營班子,縣里成立糧食局,區建糧管所。縣局由張廷祥(后來任副縣長)任局長,區糧管所所長須是區委委員;

41952年根據糧食種植面積評產的基礎上,對全縣13萬農戶家家協商,戶戶算賬,摸清農戶的余糧底子;

5干部層層包村包戶,千方百計動員群眾把余糧賣給國家。

說是動員,其實大部分采取了強迫命令,讓你按摸底算賬該交多少交多少的辦法。而千百年來認為“農民交了糧(賦稅)就是自在王”的農戶再讓賣余糧很困難。一個強買,一個不賣。強勢者不惜動用刑罰手段,捆人現象時有發生。

不過,大部分性格平和的干部,還是采取了死磨硬纏的辦法勸你賣余糧,你不賣,我不撤。其中禹縣第七區(郭連)有位干部叫王國璽,動員群眾賣余糧不慌不忙,不罵人,不大腔,反正你不賣我不下崗,白天說不住晚上說,一直說得你答應幾日幾時賣多少,你賣了糧他走人,農戶們稱他為“老鈍鋸”,這外號一直伴了他一生。

 

所以,過后老百姓說,提起統購統銷,有的人隔年害怕,有的人就怕動員。當年連農業稅征實,我縣完成糧食征購1978.5萬公斤。

計劃銷售方面,對城鎮非農業人口銷售剛開始并不很嚴格,基本可以滿足需要。而農村統銷方面,當年由于禹境發生了小麥霜凍災害,上面從全國其他地方調來大批糧食以供應不足。結果凍后的小麥反而又生雙穗,沒有銷毀的小麥并沒有減產,但總的來說,農村統銷糧食并不少,達到1024萬公斤,比非農業供應量1304萬公斤僅少280萬公斤。

 

統購統銷政策不斷完善

 

我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臺之后,不斷進行著充實、完善工作。1955年國務院又頒布了《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》,對農戶實行“定產、定購、定銷”的“三定”政策,即根據農戶經營的土地定產量,根據糧食產量留足口糧、種子、飼料后定購量,對缺糧的農戶核定銷售量。在正常情況下,三年內余糧戶增產不增購,同時鼓勵缺糧戶努力生產,爭取糧食自給有余。

國務院于同年8月25日還發布了《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》,要求執行“做什么工種,吃什么定量,一人只能吃一份口糧”,改變了過去“一人一份”、一個人可能在家庭和單位供應兩份糧油的辦法。

禹縣當時落實這兩項政策時,對農戶除執行“三定”政策外,對缺糧農戶還按核定缺糧數逐月供應,防止“寅吃卯糧”而再缺糧。對市鎮供應,經過培訓人員、核定人口、認定歸戶計算等步驟,到1956年元月才正式執行居民“按人定量、歸戶計算、憑證供應”,機關、團體、學校、廠礦等按搭伙人數,憑證定量供應。

關于口糧標準,統購統銷之初,一般按一人一天0.5公斤糧食計算,即所謂“夠不夠,(一年)三百六(市斤)”。當初似乎沒有多少爭議,農戶雖然知道一人一天一斤糧食不夠吃,但那時農民沒有什么副食品搭配,只好弄些瓜菜將就著過。而城鎮居民因按單位一人一份供應,有的人可能一人吃兩份口糧,也能過得去。

 

后來政府完善戶糧關系,一個人在家或在單位只能吃一份口糧,連外出到飯店吃飯也得帶糧票,遷移戶口不遷戶糧關系便吃不來飯。這么一認真,人們才真正知道糧食珍貴了。

農村供應糧食須折成貿易糧,即谷子須折除25%的米糠,紅薯干1.2斤算1斤,城鎮供應須大米白面一斤算一斤。這樣仍然感到不夠吃,因為男女有別,老少有別,工種不同消耗能量不同,定量標準也應不同。

 

這樣又實行了分男女、分年齡、分工種等“三等九級”的供應標準,并由定態變動態,還有夜班工作超過12點的夜餐糧補助(一人次補二兩),農民外出用糧票須拿成品糧到糧食部門兌換,換全國通用糧票每15公斤須交售0.25公斤食用油。因為從1955年國家發行全國流通糧票之后,各省市甚至地縣都逐步發行了地方糧(料)票。群眾說,那才叫沒有糧票寸步難行,什么吃食也買不到!

這樣的統購統銷政策,直到1985年實行糧食合同定購才有所改變。

 

災難性的“三年困難時期”

 

 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,全國各地“五風”(共產風、浮夸風、強迫命令風、瞎指揮風、干部特殊化風)盛行,公然毀棄糧食“三定”政策,把許多糧食糟蹋到地里,在收購方面推行高指標,征收過頭糧。

禹縣當年的糧食單產只有69.5公斤,征購的糧食竟比豐收的1957年多征1710.5萬公斤,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十六兩制的4.8兩,合十兩制的3兩。并在其他方面的共同作用下,我國進入了從1959年—1961年的災難性的“三年困難時期”。就禹縣糧食生產而言,1959年到1961年的糧食單產分別是79.5公斤、43.9公斤、34.5公斤,呈逐年下降趨勢。

1958年全縣都成立了大食堂,公家把農戶的金屬炊具全部收繳煉鋼鐵,不準私人開灶。大食堂初期,為迎接檢查團,食堂內干部群眾都大吃大喝,食堂管理混亂,誰也不在乎,包子、油饃、撈面條等當時農戶只有過節、待客時才能偶然吃到的珍饌,還真一度較為常見。有時蒸頓花卷饃,人們揭下白面卷子吃了,黑面卷扔得到處都是。

 

而在市面上,竟然一度出現過免費飯店。我曾在禹縣縣城東關吃過免費飯店賣的玉米糝糊糊、白蘿卜絲菜,雖是家常便飯,卻分文不掏,吃罷一抹嘴,連個“謝”字都不用說,真有進入共產主義的愜意。

但是好景不長。到1959年下半年,禹縣大多數公共食堂的糧食告罄,開始還能弄點兒豆餅、粉渣什么的熬成能照見人影的稀湯,分給農戶,到后來干脆塌臺停火。廣大農民食不果腹,就到地里撿拾上年被人為扔在地里的壞紅薯、雁屎,還爬到樹上捋樹葉、剝樹皮,甚至挖草根、白堊土充饑。

 

城鎮居民雖然好一些,但口糧標準也不斷下調,先是每人調減1.5公斤,后來調減到每月只有20.5公斤,再后來更少了,誰也吃不飽,誰也餓肚子,只好組織人爬樹捋樹葉,能吃的都捋光了,連苦澀難咽的桐樹葉也成了佳肴。此外,河里長的苲草、水邊長的水紅花等也成了珍饌,甚至有人用麥秸稈粉碎當淀粉摻進面粉以撐肚皮。

那時候,哪個村子能夠吃飽飯,大姑娘小媳婦都往哪里跑。郭連公社的夏莊、崗孫兩個大隊,由于大隊干部不浮夸,連路邊、旮旯都種上了瓜菜,讓群眾吃飽飯,結果這兩個大隊人口不僅沒有減少,而且幾乎所有單身漢都成了家。而其他大隊的人口則大量死亡,有的大隊人死得都沒有人去埋葬。

當然,餓死人并不是統購統銷造成的。遠在“大風暴”合作化時,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的現象已初露端倪。

 

我老家村上解放初有26個農戶,連一戶地主也只有10頭大牲畜,到1956年轉高級社前則發展到27頭。等到轉高級社時,群眾怕財產入公,大宰耕牛,宰了就把牛肉弄到我家的“自來風”灶上煮,那是春節前做粉條砌的灶。可大家都不會腌制牛肉,只好用大火煮著吃,誰去誰吃。光用火煮是煮不爛的,誰都咀嚼得牙疼。到入社時,只剩下一些瘦弱的大牲畜入了社。

土地、大牲畜、車輛等大件農具入社時,大隊干部說是到年底要分紅。可是,從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開始起,又掀起了農業合作化大風暴,統購統銷工作隊不需挪窩就變成了動員入社工作隊。而有的農民也是1953年才開始組建互助組、初級社。

1955年毛主席一批判“小腳女人”,1956年幾乎一夜間都變成了高級社即集體農莊。1958年毛主席一喊“人民公社好”,高級社又都變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。而農戶想分紅的事,找誰去?怕有的階段連賬本都沒建好。既然分紅不成,農民們也有辦法——偷。

 

1957年糧食豐收,牲畜入社后分不了紅,俺娘也不在乎割草賺工分了。當年秋季的一天中午,俺娘竟頂著烈日到地里割回來一籃青草。我見她神神秘秘的到屋里卸載,就進去看,原來她的大布衫的背后暗縫了一個大布袋。只見她“呼啦啦”倒出了一堆黃澄澄的豆子,這下讓我大吃一驚。

本來俺娘脾氣壞,以前是從不容許我們弟兄們貪圖公家和別人的東西的!記得有一次我跟著娘到姥娘家串親,半路上我不小心踩到路邊的幾顆麥子,附近連一個人也沒有,俺娘卻掄起巴掌扇了我一下。可這次我見她竟偷公家的豆子,心里很羞愧,也很別扭。

而俺爹思想比俺娘更保守,還膽小怕事,他見俺娘偷豆子便火冒三丈,大聲訓斥說“啥規矩都是小毛耗氣(指不大方)的女人破壞的!”俺爹就是因為太直正(即性格耿直),寧折不彎,卻在1960年9月6日給活生生地餓死了!從這件事里,我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:倉廩實而知禮節。人即將要餓死,哪里還顧得上什么禮節和廉恥啊!

 

取消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

 

人生活在某一種體制下時間久了,就會產生一種習慣、一種依賴,統購統銷政策也是如此。

隨著我國種子、化肥、農藥、機械等新技術的不斷涌現,糧食生產突飛猛進,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甚至一度發生農民“賣糧難”。為此,1985年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出臺《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》,決定取消糧食統購,改為合同定購。次年又調減了定購量。

1992年糧食改革方案又決定放開糧食購銷價格,實行以銷定購,自求平衡,建立糧食風險基金。結果,由于糧食產量不穩定,市場不健全,群眾觀念不適應,地方財政無力負擔風險基金和地方儲備費用等原因,不僅沒能放開糧價,還出現了1994年的糧食收購難,而且緊接著出現了1995年的以搶購為特征的“糧食風波”。

 

從那以后,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措施越來越具體。如1996年實行了保護價、市場價“兩條線運行”措施,1998年實行了“用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、收購資金封閉運行、堅持順價銷售”等三項政策。 

1996年取消了各種糧食票證流通,以后又以限購當月糧、解決“沉淀糧”即糧本積存糧等措施,逐步解決了統購統銷的后續遺留問題。

1990年以后,從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了國家糧食儲備制度,開始放開糧價和銷售,放開糧油經營,真正實現了糧油市場化,統購統銷政策才真正壽終正寢,那些當年視若寶貝的流通糧票什么的,只在收藏愛好者眼里還算稀罕。

 

作者簡介:李明琦,禹州市郭連鎮人,市糧食局退休干部,市八、九屆政協委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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